于漪信仰的力量(2)

而徐老师的那句话，亦渐渐沉淀为她数十年的思考与鞭策——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？你入门了没有?“堂”在哪儿？“室”又在何处?

20 世纪50 年代刚工作时的于漪

“怎么讲、怎么开头、怎么铺展开来、怎么形成高潮、怎么结尾，我是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来教。”

1977 年，于漪在上海的电视上直播语文课《海燕》。因为是首次，一时万人空巷，人们守在黑白电视前争睹她上课的风采。街头巷尾热议一位中学教师的语文课成为上海一时的文化盛况。同行听了她的课，惊诧道：同样的内容，于老师每回都能讲出不一样的精彩。她的老伴听了她的课，感慨道：这哪里是普通的讲课，分明是用生命在歌唱。“起承转合，环环紧扣；节奏鲜明，抑扬顿挫；波澜起伏，引人入胜”——这是听课者对于漪课堂的普遍评价。从一窍不通到脱胎换骨，从迷茫徘徊到精彩绽放，于漪用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在语文教学上的蝶变，一跃成为教育界的“明星”。

一位青年教师从1976 年开始，跟踪了于漪3000 多节语文课。她最深切的感受是，于漪老师每节课都是一幕美丽动人的人文景观。她教过的学生时隔十多年，甚至几十年后，还能整段背出她当时在课堂上讲过的话，准确地讲出她的板书。在她带教过的老师里，有人竟不惜假称近视，为的是“抢”到前排的座位……于漪的语文课拥有了一种魔力。

冰心老人说：“成功的花，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！然而当初她的芽儿，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”在艰辛的探索之路上，只有于漪自己清楚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的艰难；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的漫长。

课是上给学生听的，让学生能够听懂、学会才是根本。一次，一位学习困难的学生对于漪说：“老师，你的课很好听，可惜我不会。”无心的对话却在于漪的心上划下了一道口子，她陷入了沉思。学生没有真正懂，没学会，课再好听，又有何用？

经过良久的反思，于漪敏锐地感觉到，学生没有学会，责任在教师，问题就出在课堂“见书不见人”上。教师上课不是说书，不是表演，课堂教学中教师要“目中有人”的观点在她心中悄然成形。

又有一次，她正为学校外请的一位老师的精彩讲课感叹，一名学生却出其不意地点出这位老师的报告中讲了150 多个“这个”口头禅。于漪意识到，教师的语言不能杂质丛生，语文教师的语言更应准确、生动，表达精当。

与学生的交流给于漪带来了良多的受益，不断廓清她对课堂教学的认识，也帮助她逐渐寻找到“三关注两反思”的教学门道。于漪开始了漫长的实践反思与自我革新的探求之路……

于漪回忆说，“我备课，为了改进自己的口语，写详细的教案，把每句话写出来，然后修改，删去不必要的字、词、句和不符合逻辑的地方，再后把它都背下来。口语化，用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改造自己不够规范的口头语言。因为我是语文教师，语言应用须给学生做榜样。每天早上走一刻钟的路才能乘到车，此时，我都是在脑子里过电影。怎么讲、怎么开头、怎么铺展开来、怎么形成高潮、怎么结尾，我是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来教。”她就是用这种“笨办法”给自己的课堂打磨、抛光，一丝不苟，乐此不疲。

往返于家和学校的路上，路人常能看到于漪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走着，嘴里自言自语地默念着什么。至于城市的风景，穿梭的人群，喧嚣的市声似乎全然不存在。她像着了魔一样。

“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尤未悔”，用屈原在《离骚》中的话来形容于漪对语文课堂教学的执念恐怕再恰当不过了。

家庭访问小同学

课后活动，畅所欲言，亲如一家

“书读到什么程度，身上就会有怎样的气质，工作就会有怎样的气象。”

于漪读中学时，她的国文老师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，教课娴熟洒脱，经典背诵如流，可谓满腹经纶。未解教师职业的于漪当时就认定，语文教师就该是这个“样子”。书读到什么程度，身上就会有怎样的气质，工作就会有怎样的气象。回顾自己从教的经历，于漪认为，教师的成长过程中，技能技巧是第二位的，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扎实的学识，而扎实的学识与读书紧密相关。

刚工作那会儿，于漪给学生讲解“阳春白雪、下里巴人”。她对学生说，“下里巴人就是通俗的，而阳春白雪是最高雅的。”后来读了宋玉的《答楚王问》才发现自己闹了笑话。原来是有人到楚国演唱《下里》《巴人》两首曲子，和者有数千人；唱《阳春》《白雪》两首曲子，和者不过数十人；而到了引商刻羽、杂以流徵的时候，和者才数人，因此才有曲高和寡这么一说。此事之后，于漪经常用曾经的“笑话”来警示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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